心理學知識特快-首頁

丹·艾瑞裡：只有理解了自身的弱點，人類才能預期和避免錯誤的出現。

馬修·泰勒（Matthew Taylor）：英國政府最近設立了一個行為學洞察力小組，近年來行為經濟學和越來越多的政策利益聯繫在一起。你覺得這趨勢背後的驅動力是什麼？

再者，這幾年，行為經濟學已經從實驗室進入了實戰領域。早期的研究者，如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和已故的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進行的是人類賭博行為的理論研究。他們的的研究對現實生活的實用性並不是很明顯。而現在，我們已經看到行為經濟學在各個領域的貢獻，從學校，幼兒園，到銀行和醫院。它出現在日常生活的各種情境中，並且它的方式吸引了幾乎所有人。

MT：你能否給出一些現實生活中應用的例子？

DA：我們最近研究了人們如何決定先還哪個貸款。結果顯示，當人們有多個貸款時，他們首先還最小的那個，而不是利息最高的那個。在參加調查的幾千人中，沒有一個人選擇最理性的策略。通過鼓勵人們做出更好的理財決策，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防止人們揮霍金錢。

我們做的另一個研究是關於為什麼人們在就醫時不尋求第三方意見。醫生和牙醫有著很明顯的過度治療病人的動機，舉個例子，這解釋了為什麼在美國估計有75%的智齒原本是不需要拔掉的。第三方意見是解決這種利益衝突最好的方式，因為這使得病人可以得到建議，但不是從他們需付款的那個人那裡。

利益衝突很好地說明了行為經濟學的重要性。標準經濟學中沒有利益衝突這回事：醫生或者牙醫僅會計算他們給出壞建議和保持誠實之間的相對利益。而我們的研究則顯示，儘管很多醫學從業者相信他們的行為總是從客戶的最大利益出發，事實上，他們通常以更加符合他們自己經濟利益的眼光來看待世界。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受到利益衝突的影響，所以他們不認為有必要對抗這些力量。

MT：你能否從理性和可預測性的區別的角度解釋我們自我認識中的這一缺口？

DA：當然。理性是指我們都遵守特定的經濟理論法則，而可預測性描述了某些現象會被不斷重複的傾向。一些特定的情感，如飢餓和性衝動，能夠暫時性地改變我們。一旦受到觸發，他們會以非常可預測的形式改變我們，但同時也沒有受到我們的承認和預期。例如，在一個實驗中，我們請志願者預測他們性衝動時可能的行為；然後我們在他們確實處於性衝動時問他們同樣的問題。我們發現人們對他們可能行為的預期與實際行為之間有著巨大的不同。例如，在衝動期間，人們更傾向於接受未保護的性行為，對獸交具有更加開放的心態。這顯示了我們沒有預期到情緒對我們的影響，儘管這種影響是系統的、可預測的。

MT：這種研究會不會有點像薛定諤的貓：你知道答案的那一刻，問題也不再存在了？

DA：這是可能的，但實際上並不是如此。不管你如何瞭解選擇的複雜性，以及短期和長期的利益之間的權衡，你還是很難避免犯某些特定的錯誤。例如，美國很多州都禁止人們開車時打電話或發短信，而這些州的事故發生率卻反而上升了，因為這個新的法律促使人們開始在方向盤之下而不是之上發短信。我們都知道這麼做的危險性，但當我們的電話震動時，我們忍不住逆著自己的理智行事。

MT：那麼這一切對政策制定來說都意味著什麼呢？你有一大堆不同的方法來解決這樣的問題。一個極端是，你假設人們不會做出正確的決定，於是你引進從上而下的對策；另一個極端，你認為人們理解他們自己的弱點，並且，你只需提供給他們處理這些問題的工具。在這個範圍裡面，你站在哪邊？

DA：我覺得所有這些方法在原則上都是可以的。重要的是找出我們每個錯誤行為的成因，並且找到理想的抗爭策略。從根本上我們需要的是，找到在每種特定的情況下哪一種方法或態度會奏效。

當人們思考這一系列可能的解決方案時，碰到的其中一個問題是關於我們能夠忍受的家長作風的程度。作為我個人，我並不是的很反對家長作風，但是我覺得它的程度應該建立在公眾意見之上。我的觀點是，我們應該考慮一下自己想生活在什麼樣的社會中，並且要實現這樣的社會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限制和規範。關於我們為什麼犯一些特定的錯誤，並以一定的方式行事，我們並不需要神經學家的理解水平，但是如果我們同意自己沒有像理想中的那樣做事，我們應該著手解決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特別需要家長製作風的領域之一是使人們出於另外的原因去做正確的事情（的那些領域）。比如全球變暖：這是人們所不關心問題的典範。我們看不到人們受到它的直接影響；就算會影響我們，也會先影響別人；我們無論做什麼都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引起人們冷漠的各種力量都集結在這個問題中。如果我們無法讓人們關心這個事業本身，那麼我們也許可以讓他們出於其他的原因而去做正確的事情。

它可能會採取各種形式，如將人們的能量消耗量發佈在他們的Facebook主頁或房子的窗戶上，或者教孩子去煩他們的家長——任何使得人們形成正確習慣的方法。

MT：這種洞察驅使我去重新思考社會保守主義。例如，經濟歷史學家艾夫納·奧弗爾（Avner Offer）認為，社會創造了一些特定的「承諾機制」——婚姻，福利制度，教堂——使我們得以控制自己的弱點。他還表示，當我們在上世紀60和70年代變得富裕的時候，我們不再需要這些機制，這樣就導致了一種雖然富裕但不幸福的情況。那麼，你是否認為社會機構的價值之一在於促使人們做出長遠來看對他們有利的決定？

DA：這些機制已經演化了很長的時間，具有很多聰明的特徵。例如，如果你在很多人的面前辦了一個25,000英鎊的婚禮，當事情沒有你想像的那樣順利時，你也不會那麼輕易地中斷婚姻關係。當我們進入一種看似不可逆轉的結果中時，我們經常會投入其中，並且，通過自己的投入，發現自己越來越享受這個結果。

另一個很有趣的體制是天主教的懺悔機制。從理性的角度看，懺悔是一個奇怪的機制：畢竟，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出軌行為會得到饒恕，你只會更加過分，理想一點，去幾趟教堂來最小化未經寬恕就死去的可能性。然而，我們對出軌所作的實驗顯示了一種特殊的模式：人們一開始只會出軌一點點，因為他們試圖在自我感覺良好和從出軌中獲益之間達到平衡，但是當他們的出軌行為達到一定程度之後，他們開始覺得自己是負心人，這一旦發生，他們就會開始大量出軌。在這種情況下，懺悔真的會起作用，因為它給了人們重新做人的機會。

這告訴我們，人們本質上是渴望誠實的——甚至比傳統經濟學假設的還要更誠實——但是，一旦他們開始認為自己是壞人，就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們繼續變壞了。

MT：我們討論的是大問題和大的體制。行為經濟學是否真的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有沒有誇大它可能帶來的好處？

丹：由於行為經濟學的實驗條件是自己設定的，有人認為它可以製造想要的結果來達到預想的目的。至於這是否要緊，你問一個心理學家或一個經濟學家得到的答案是不一樣的。心理學家會說他們更注重過程而不是結果——重要的是將事情放到顯微鏡之下然後觀察它是怎麼回事——但對於經濟學家和想要影響政策的人來說，結果很重要。

所以，問題是這些基於行為學的干預的代價、重要性和可能起到的作用。芝加哥經濟學家約翰·李斯特（John List）最近在中國的一個工廠進行了六個月的研究，調查在激勵政策採取收入和損失兩種相反的形式時，生產力作為其函數是如何發生變化的。他發現兩種情況之間的差異每年為大約1%多一點。如果你想想20年的時間那會是一個什麼概念，你就知道它的影響非常之大；實際上，這種差異和美國與埃塞俄比亞的差異等同。

我最近又碰到了另一個例子，我訪問了一家大的製藥公司，他們對那些進餐時間不服用胰島素的大量病人感到沒轍。公司花費了數十億美元完善技術手段，但儘管如此，美國的堅持服藥率仍低於30%，也就是說，現在的缺口主要是由於心理障礙。然而幾乎沒有任何美元被用來研究和進餐時間胰島素服用有關的人類激勵及其失敗的原因。

MT：我感興趣的事情之一是這些研究和社會網絡的聯繫。你是怎麼看待你的研究和對人類的相互影響的研究之間的交接點的？

DA：社會規範在不斷地演變，它可以告訴我們人們為什麼和怎麼做出決定。在一個實驗中，我們給學生一個公開作弊的機會，結果發現，一旦一個學生作弊，其他幾個人也會跟他一起作弊。而這只有在他們覺得那個作弊的學生是他們的「圈內人」的時候才會發生。這表明人們深受自己文化中被社會化接受的不良行為的影響。文化可以使行為脫離其一半的道德語境，並以特定的方式對其定義。英國議員的開銷醜聞可能就是這麼一回事，議員們開始墮落的生活方式因為他們看見自己的同僚中有一批人這樣做。

MT：歸根結底，這是否就是對新古典主義對人類本質的看法進行添油加醋？這確實是一個更加複雜的激勵系統，但是本質上你就是在說人們是被驅動的個體，如果我們可以足夠理解其中的驅動力，我們就可以提出解決方案。行為經濟學是原創的還是只是舊觀點的新的表達方式？

DA：我覺得我們需要這個新的名稱以便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宣戰，政治和商業中人已經依賴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很長時間了。經濟學通過教條主義和帝國主義，變成了最成功的社會科學；它假設只要引入經濟就可以進行政策規劃了。如果經濟學家敢於承認他們關於人性的理論只解釋了人類行為的一小部分，必須要和其他社會科學相結合才能繼續研究，那麼我們就不用給我們的研究領域貼上「行為經濟學」這樣一個特定的標籤。

DA：不，我不認為我們會得出一個完整的描述，但我相信有可能發展出一個單一的研究領域，它是一門有效應用的社會科學。經濟學家，社會科學家和心理學家永遠都持有不同的觀點和態度，但當我們著手實施一個政策或者商業決定的時候，我希望我們可以集合他們所有的信息來創造出可以廣泛測試解決方案的實驗，以找出最佳方案。

影響人類經濟活動的因素會一直都複雜而繁多，特別是由於我們還在繼續改變周圍的世界。我們能否最終做出一份完整的的對人性的描述？不。我們能否趨近這一目標？我當然希望如此。

【丹·艾瑞裡是美國杜克大學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