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艾倫的《魔鬼在人間行走》，讓我想起以前看過的一項經典的心理學研究，研究者是最著名的心理學入門教材《Psychology and Life》的作者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社會科學工作者很少使用“善”、“惡”這樣的詞彙。大多數人更喜歡使用“暴力”、“攻擊性”這樣的詞，或者用客觀中立的精神病理學術語，關於失調的說法等等。可是，津巴多不在此列。這位史丹佛大學著名的心理學家在美國心理學會第18屆年會上對聽眾說︰“心理學很少研究大問題。我們有各種回答小問題的高招。但我們從來不費心去研究大問題。現下是該研究研究像惡的本質這樣的大問題了。”他在演講時出示了美軍在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的照片。菲利普‧津巴多說，當看到美軍虐囚的照片時，他感到很震驚，但並不覺得很奇怪。因為早在1971年他做過一個極富爭議、探討人性心理的“史丹佛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SPE）”。
他在《路西法效應︰好人是怎樣變成惡魔的》（The Lucifer Effect）一書中詳盡地記述了那次實驗的經過︰在當地報紙上征集志願者參與監獄生活的研究，為期兩周，志願者每天能得到15美元的報酬（相當於今天的75美元）。有70名應徵者被招到史丹佛大學面試，接受一系列心理測試。這70個人都是美國的大學生。其中24名被認為非常健康、正常的人被選中。從24人中間隨機抽出一半，讓他們飾演監獄的看守，余下的一半飾演已決犯。志願者們都說他們更願意飾演已決犯，部分是因為他們無法想像自己畢業後會去做看守，但他們可以想像自己是在坐牢，並以為可以從這一經歷中學到一些東西。志願者們還被告知，如果被分派去飾演已決犯，他們可能會被剝奪公權利，並且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飲食和醫學護理。那些將飾演已決犯的人被告知在某個周日等在家裡。在那一天，令他們感到吃驚的是，他們被真的警察“逮捕”了，隨後被帶到史丹佛大學心理學系地下室的類比監獄。
第一天，大家還相安無事，但“已決犯”第二天便發起了一場暴動，撕掉囚服上的編號、拒絕服從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們採取措施控制住局面，他們照著做了。他們採取的措施包括強迫已決犯做俯臥撐、脫光他們的衣服，拿走他們的飯菜、枕頭、毯子和床、讓他們空著手清洗馬桶，關禁閉。最後局面完全失控，實驗只持續了六日便被迫終止。在實驗過程中他目睹了非常一致的現象︰好人也會犯下暴行。這種人格的變化被他稱為“路西法效應”︰上帝最寵愛的天使路西法因為驕傲後來墮落成了撒旦。
菲利普‧津巴多希望從他的實驗中得出一些普遍的結論︰人的個性氣質並不像我們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惡之間並非不可逾越，環境的壓力會讓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在實驗開始的時候，兩組人之間沒有任何區別，不到兩個星期之後，他們之間已經變得沒有共同之處了。”尤其顯著的是，已決犯們懷疑分組並不是隨機的，他們認為看守的個子比他們高。（其實兩組人的平均身高是一樣的。）
津巴多試圖用他的實驗解釋很多問題，包括飛行事故、人在面對惡行時的無動於衷、護士對病患的不當處置以及自殺式襲擊者和恐怖分子的行為。由於對自己角色的認識，護士會過度服從醫生的安排，哪怕明知醫生開出的劑量遠遠大於規定的劑量；有四分之一的飛行事故的起因都是由於副機長過於服從機長的錯誤判斷。
當政客們宣稱阿布格萊布案例只是極個別的“壞蘋果”時，津巴多則指出︰“將罪惡看作個人個性氣質問題，認為有這類問題的人僅是一筐蘋果中的幾個爛蘋果是不正確的”。他承認的確有少數“壞蘋果”存在，但世界上的大部分罪惡並不是由他們犯下的。“在譴責個人之前，我們先要深究造成他們犯罪的環境。為什麼我們總是傾向於整筐蘋果都是好的，爛蘋果只是少數，而不相信其實整筐蘋果都已經爛掉了，只剩下了幾個好的？”
兩者有何不同？比較當事人炎威行為之前、之中和之後的行為表現，津巴多解釋說︰“以史丹佛大學監獄實驗為例，我相信美國參與試驗的學生都是好蘋果。在實驗開始時，他們都是正常人。然而，僅僅幾天的時間，守衛就變成了暴徒，而犯人則完全精神崩潰了，就像阿布格萊布發生的一樣。”津巴多指出，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現象最嚴重的區域值夜勤的上士伊芳萬‧弗裡德裡克（Ivan Frederick），在去伊芳拉克之前，是“一個虔誠的愛國主義者，他定期去教堂，將美國國旗掛在自家門前，聽到國歌就會新潮澎湃，甚至淚流滿面，有著美國民主和自由的堅定新年，並毅然參軍來捍衛這些信仰。”在去阿布格萊布之前，他曾是一名勇敢的模範士兵，多次被嘉獎。事件曝光後，他因虐囚被起訴，津巴多安排了一位軍隊臨床心理學家對他進行了一次全面的心理評估。結果顯示，他的智力和人格方面得分都處於平均水準，並沒有虐待和病態人格傾向。按照津巴多的說法，這一結果“明確顯示，以個性氣質原因將他定性為‘壞蘋果’其實是沒有根據的”。直到弗裡德裡克被送到監獄生活後，他還在信中告訴津巴多︰“我很自豪能為國家效力大半生。我已經做好準備為我的國家、家人和朋友犧牲。我想做一個與眾不同的人。”
津巴多雖然強調人們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而作惡，但他樂觀地指出，按照他的“十步法”，人們同樣能夠頂住壓力，英勇地違抗“路西法效應”。先是承認自己的錯誤（這第一步就會讓布希、布雷爾等人望而生畏），最後是拒絕為了所謂的人身安全而犧牲自由，相信自己能夠反對任何不公正的制度。他舉的道德英雄包括抵抗麥卡錫主義、種族隔離、反對越戰的人。
有一個問題是，當津巴多說好人變成了壞人時，那些“壞人”並不認為自己成了壞人，他們要么認為受害者罪有應得，要么認為自己只是採用了惡的手段來實現其正當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為自己採取的手段辯護────虐囚的士兵是為了獲取反恐所需的情報，恐怖分子是為了民族解放，在他們的同仁眼裡他們也是道德英雄。
弗裡德裡克並不是叛逆者，他是非常愛國的模範士兵，他只是傾向於服從慫恿他們做出暴行的威權指揮，並且堅信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麥克。舍默（Michael Shermer）在《善與惡的科學》(The Science of Good and Evil)一書中提出了道德的雙重性學說，即人類的善惡傾向可以透過個性氣質體現，但具體實施則取決於周遭的情境和自身行為的抉擇。對於人類心理陰暗面的罪惡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見解頗深，他在《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一書中尖銳的指出︰“如果知識有一些壞人在某處從事邪惡的犯罪行為，把這些人從人群中揪出來繩之以法就可以了。但是，善與惡往往是共存於每個人心中的，誰又原意毀掉自己一半的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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